事件即审美政治,从罗马诺到马苏米文论新生长点考察

栏目: 古典散文 来源:散文吧 时间:2020-08-14 08:42:49 阅读: 关键词: 生长点 文论 罗马

内容摘要:事件思想正在国际上建构着文论谱系。根据以色列当代学者伊莱·罗纳的考察,“事

 事件思想正在国际上建构着文论谱系。根据以色列当代学者伊莱·罗纳的考察,“事件”一词来自两个拉丁文动词:一是 evenire,意为“出现、显露”(to come out);二是 advenire(to arrive)。前一义指对于已完成的过往经验的结果性证实,其词根有结果、完成、成功以及在面临困难问题后的结局之意。后一义则给出了时间序列上的断裂(rupture),这种断裂指向未来,包含不可预见的现身、生成、与引发惊异的非凡之物及变化相遇的意思。这一语义演化过程有其传统根基。柏拉图在《泰阿泰德篇》中曾指出,眼睛不是变成影像,而是变成正在看的眼睛,这种看视状态的生成与流变,孕育着朴素的事件思想萌芽。亚里士多德除了关注总是且必然发生的事件与多数情况下发生的事件外,也关注纯粹偶然发生的事件。20 世纪以来,法国的列维纳斯、布朗肖、利科、利奥塔、德勒兹、福柯、维利里奥、巴迪欧、朗西埃、让—吕克·南希、马里翁与斯蒂格勒,英美的唐纳德·戴维森、伊格尔顿、德里克·阿特里奇以及斯洛文尼亚的齐泽克等具有不同学术背景的理论家,都对事件思想进行着探讨。近年来,事件思想也逐渐引起我国学术界的兴趣,相关的探讨多从哲学与政治学角度出发(这自然可以得到理解,因为事件的建构性必然引出话语权力而涉及文化政治),却似乎还未充分认识到,事件思想在深层次上有助于澄清审美与政治两种范式的关系。这是事件文论进入 2010 年代后取得的一个重大成果。让我们进入两位同龄学者——罗马诺与马苏米的相关著述,领略他们在前沿水平上带给事件思想史的新变。两者分别来自欧陆内外,恰好构成前沿对话。这一对话不仅展示了两种事件文论传统的汇合,而且指向“事件即审美政治”的前景,为我国文论研究考虑推进长期以来的两种范式之争,提供了学理新生长点。

 一 、 基 亍 现 象 学 的 事 件 解 释 学

 克劳德·罗马诺(Claude Romano,1967— )毕业于法国高等师范学院,为巴黎索邦大学教授、澳大利亚天主教大学教授级研究员。他的工作重点是现象学、形而上学与文学研究,文学方面尤以威廉·福克纳研究见长。他是法国学院 2010 年莫伦大奖赛的获奖者。其两部代表性著作《事件与世界》与《事件与时间》,目前均已有英译本出版。

 罗马诺主要从现象学角度探讨事件。其《事件与时间》一书立足于当代哲学的发展,认为从康德到柏格森,以及从胡塞尔到海德格尔,时间都被看作主体的决定性要素:时间不源于事物,而源于行为、态度或契约,主体通过它们衡量时间,或进行预测,或展开记忆。《事件与时间》通过对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和奥古斯丁的时间哲学进行详细、严谨的分析,表明在形而上学的发展过程中,对于时间现象的理解是一种时间内现象,这使时间的主观化成为可能。书中争辩说,根据形而上学的主观性,时间实际上是不可思考的。相反,分析时间的指导思路必须转向现象学。罗马诺由此为事件的思考作出了引人注目的、严谨的和原创的哲学贡献,发展了他所谓的“事件现象学”,用现象学方式研究事件的结构及其开放的变化和新奇,将它们与“仅仅发生的事物”区分开来,而引入了全新的可能性。罗马诺呼吁重新关注现象学,认为现象学提供了理性的新形象,而不再将理性的范围仅限于逻辑和真理理论。在《事件与世界》一书中,他的这一核心思想得到了集中而纵深的展开。

 罗马诺开宗明义地指出,事件从一开始,就是一种放弃与任何事物试图产生重叠关联的非实体性现象,它在意的是世界如何在每一瞬间对自己进行配置并从而给出自己,这也正是希腊人所频频谈论的、发生于宇宙范围内的一种变化。这里的关键,就是让“变化”“总是在变化的事物的视界内被解释”,即从柏格森的绵延意义上理解事件的改变,以防范轻易称事件为一种纯粹的改变,后者不可避免地落入了因果性理解的窠臼。为事件寻找一个原因的企图,相当于试图把事件与某件事联系起来并赋予两者因果关系,比如认为“夜”是一种缺乏光的现象,“香”是一种感觉现象与气味,所以面对“夜充满了香味”这个独特的事件,我们仍会习惯性地当它是个关涉某种事物、某个原因的问题,却看不到这个事件发生了什么。罗马诺由此提醒道,改变对事件的注意力后人们才有可能承认,在事件和

 我们对事件的感知之间,不存在任何插手的东西,而只有“无代理的行为”(acting without agent),说到底是一种顿悟。

 这种对事件的顿悟,是通过语言层面上的动词性的开显来实现的。罗马诺认为,要消弭事件的形而上学预设,必须找到一种能有效地来描述事件的现象学性质的语言,对此的承诺,首先需要告别传统意义上那种对动词与名词之间的语法区别的强调,而把动词从与名词的因果关联中解放出来,动词性地理解那个似乎作为名词而现身的事件。沿循这一考察方向,罗马诺从尼采对形而上学本体论命题的语法批判入手展开论述。根据罗马诺的概括,尼采是通过谴责传统本体论命题的形而上学语法来批判它的,在这种语法中,事件从一开始就服从于事物,将自身简化为事物的一种属性。尼采形象地以闪电为比喻,肯定了事件的动词性特征,对“闪电”这一事件而言,主语应该是从动词性的言语中派生出来的,决不能被看成一个代理人及其发出的动作。“一个事件只从它自身发生。”幕后世界中由物质与想象组成的实体,抹杀了事件的存在。尼采相信,出现这种抹杀,是由于受到了亚里士多德三段论思想中有关命题的逻辑分析的悠久影响。罗马诺认为,当尼采批判传统那种把事件归为主语与谓语的逻辑范畴、将存在处理为具有属性的逻辑范畴时,他主要以亚里士多德的本体论为靶矢。罗马诺指出这不是唯一的策略,由此而来的批判也没有耗尽存在的容量,而值得我们进一步追本溯源,上探至古希腊斯多噶学派对事件的元本体论(the metaontological status of events)性质的论述。

 因为在斯多噶学派看来,存在不仅指一般意义上的事物,而且还包括无形的事物,后者并不能被还原为 “无”。这样,与亚里士多德立足于本体属性进行语言上的认识与判断不同,斯多噶学派关于事物的言说,在语言上经历了“一个谓词通过一个主格的曲折变化”,而形成着事件。罗马诺援引埃米尔·布雷希尔( Emile Brehier)的话,指出斯多噶辩证法不再像亚里士多德那样把动词与一个表示一般概念的属性相联系,而是将动词视为一个整体,视为一个事件的表达,“属性只有这个事件,并且只有事件可以是话语对象。它们不是现实;唯一的现实是行动;它们是身体活动的‘无形’结果。因此,辩证法只与事件或一系列事件有关”。因为事件更多地是一种发生在身体之上的意外属性,它甚至不是附加给事物的属性,而可谓一种降临于它身上的无形的乐章。罗马诺因此反对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中提出的四因说,而认为应减少行动的原因,将原因不再消极地看成一种物质,而看成一种以动词形式表达的、能产生出效果的无形的属性。换言之,与亚里士多德不同,斯多噶学派把逻各斯定义为一种从思想中发生与表达出来的、不去命名而仅关于某事的话语,它在主语与谓语之间建立起了一种根本的异质性,以“它发生了”为语式,从而在质疑形而上学本体论之际,将事件的元本体论地位具体化了。罗马诺沿此概括道,所有的因果关系都首先由动词来表示,斯多噶学派由此区分了一个即将到来的事件与成为这个或那个的存在。尽管这种区别看起来很微妙,但它是基于事物本身的。一个无形的事实在某种程度上处于身体活动的极限。这种信念使斯多噶学派尽可能地远离了休谟与密尔的因果性概念,后者每每将宇宙还原为了事实。从对于斯多噶学派的上述钩沉出发,罗马诺结合列维纳斯的有关论述,进而短暂回顾了海德格尔基于存在论视角的事件思想。在他看来,存在是指 “存在的事件”( the very event of being),它与理解活动的展开有关,因为理解不意味着主体对客体的某种理论行为,而是存在的一种方式及其根本事件,在这种方式中,存在被揭示出来,被带到开放地带。理解作为真理性工作,在某种程度上表示存在的事件,

 展开着一种动态的场所。可能性在很大程度上源自这种以事件为基础的思考,包括走向死亡的时刻以及良心的呼唤。这里罗马诺的分析有两点值得重视。其一,他沿循上述理路而指出“如果存在本身是一种轮番出现的东西,它就不能再被认为是原创了”,这不啻强调了事件的独特性,与欧陆事件思想谱系中的大多数论者,如利奥塔、德勒兹、德里达、巴迪欧与马里翁等人的论述,形成了可为互证的参照。其二,更重要的是,罗马诺提出一个尖锐的问题:事件如何能被设想为自己、从而被理解?因为原则上,一个事件本身就是它所能发生的可能性条件,它所产生的架构应该是已取消了所有的先决条件,“事件本身就是它自己的尺度和条件”,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究竟如何来合理地谈论事件呢?这便需要对事件进行现象学解释,形成罗马诺所向往的“事件解释学”(evential hermeneutics)。它构成了罗马诺的运思重心。

 二 、 作 为 内 在 事 实 的 事 件

 罗马诺力图在现象学意义上阐明“事件如何表征自己”这一核心问题。因为在他看来,事件的现象学模式完全不等同于一个存在物模式,后者只会延长形而上学的幻觉。就像闪电本身一样,事件无法被指定于一个本体底层,以及由此而来的改变。雨雪也一样,作为纯粹事件的它们的客观发生,不与任何单一的本体性分配同时发生。他认为闪电的例子说明了事件的现象学特征:

 (1)一个事件,其本身并不属于存在的秩序,也不能被分配给一个不可确定的存在。它发生在开放的多个生物身上。在这一点上,没有一个存在可以在它的存在中被人格化,作为它的分配的支持。一个事件“不是”(一种属性或实体性质),而仅仅是“发生”:它是发生出的纯粹事实,只有当它发生了,并且除了“发生”本身之外什么也没有发生时,它才变得明显:严格意义上的事件。

 (2)没有任何确定的实体支持来进行分配,这就区分了两种类型的事件:一方面是内在事实(innerworldly facts),另一方面是适当的事件感觉中的事件(events in the properly evential sense)。

 (3)对于本质上不确定的内在事实,所归因的本体性主体有一个积极的对应物:事实不具有单一的本体赋值,而是一个事件语境,就其本身而言,它们具有意义。在每一个内在的世界事件中,随时都会闪现出“世界”的光芒。

 罗马诺的意思是,某件事本身的发生,必定要发生在某人的身上,即必须有一个“主体”来把握它。被讨论的存在,是一个“内在事实”,它能出现在它自身中,以自身的形式出现,而无需实际的干预或被“做”成任何事情。唯其如此,一个事件才能爆发出来,并独立于那介入了主体干预的“适当的事件感觉中的事件”,即事后的因果构造,在那里,人成了旁观者。只有这样,严格地说,事件才是一种现象。仍以闪电为例,如果没有一般的人来掌握这道闪电,它就不可能这样发生,但这个掌握者不一定非得是我。而且,我看到它时,它迫使我以不同的方式(裂缝)认识自己,这一事件在我的冒险中打开,重新配置了我内在的可能性。因此,要理解一个事件的意义特征,永远不能以一个纯粹观察者的非个人方式与它联系起来。一个事件永远不会像一个事实那样是“客观的”,它不适合被公正地观察。任何人如果把他身上发生的事看作他自己发生的事,那么就是在从事他所理解的事,罗马诺由此指出,理解一件事和经历一件不可替代的事是同一件事,也就是说,把这件事当作是命中注定的,这才是事件。在这里,

 理解者被严格地卷入理解行为中:只有当我在一个事件中扮演它赋予我的可能性角色,通过它为我打开一种命运并由此创造历史,我才能理解这个事件是与我有关的。事件是对人的历险的特殊阐释,其阐释构成事件现象学首要和最终的任务。

 如此看来,尽管一个事件对于我来说是客观的,但它不是一个对象,只要我准确地理解了它,我就已亲身参与其中。罗马诺强调,只有理解才有意义,理解构成了人的冒险或者说事件的基本模式,理解可以更精确地被描述为投射,它是一种使倡导者与解释可能性联系起来的方式。这种投射形成了世界。在这里,“世界”指“解释性的可能性的总和”,其规定了事件的视阈。这里决定性的是,对一个事实进行解释性理解,仅限于从这个可能性世界中接受它的解释性可能,一个事件维系于这种唯一性并由此获得意义。

 罗马诺结合莱布尼茨等前人的因果论思想,指出尽管对每个内在事实的因果解释在原则上总是可能的,但它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原因的多样性纵然起到一定作用,却不可能包含无限性。莱布尼茨认为偶然事实的因果考古学只有通过叙述全部的原因才能达到目的,因为这种因果考古学唯有站在创造者理解世界的完整与原始的概念意义中方有效,任何因果探究都可以是无穷无尽的。古典科学的抽象性限制了事件出现的背景,屈服于对内在事实的解释,从其因果框架中消除了所有与之有关的非直接原因,因为这些非直接原因,被认为在理论上干扰了对唯一的定律的计算。但无论这一步取得的成果有多大价值,它都不应掩盖去世界化的过程,每个事件的现象性的不可还原的特征,是其超越因果框架的那种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内在语境”(innerworldly context)。

 如果事件避免重蹈先前的可能性,而在其架构爆发中成为可能,这是因为它们源于自己。至此,罗马诺使用了海德格尔与德里达也使用过的两个术语。首先,事件通过一种跳跃来提升自己,这个跳跃打破了所有的起源,成为一个活的源头、一种纯粹的爆发,而不同于任何原因,因为原因总是指另一个事物。如果事件因此连根拔起了因果框架,这是因为它们被插入了“世界”的语境,被赋予了一种决非预先设定的意义来阐明自己的语境。其次,一个事件是通过打破先前可能性的视界、在其中引入一种不可能的意义来实现自己的。这又让我们油然想到德里达对他者性力量的阐述。通过从根本上重新配置某些特定的可能性,通过在我的冒险中引入一种永远不会被填满的间断与破裂,一个事件总是颠覆着整个可能性。这就向罗马诺提出了事件解释学的任务:以事件为主线阐释人类冒险的意义。环绕于此的重要学理工作,是剖析事件的现象学特征。

 三 、 事 件 的 时 间 性 特 征

 出于上述考虑,罗马诺概括出事件的四个现象学特征:一是它的单一分配,在每一个事件中,我都在扮演我自己的角色。二是它作为一个倡导者所建立的世界。三是,它们组成了“无—政府状态”(an-archy,此系罗马诺所做的刻意语言游戏,似意在表明事件中我与世界之间若即若离的现象学关联),依据这个特征,尽管无法解释它,但它在人类的冒险中是有意义的。四是,这样一来,与事件的任何约会(dating)都是不可能的,事件不在人的意识中准时发生(happen in time),而是打开了时间,或者说顺应了其时间而发生(open time or temporalize it)。罗马诺进而将这四个特征归结为三个关键问题:作为现象学的事件解释学;事件涉及在现象学意义上将它显现出来的“先驱者”,但这个概念与“主体”有着泾渭之别;事件解释学是一种“时间性解释学”(a hermeneutics of temporality)。

 按罗马诺的理论,事件依循自己的尺度而发生,在我们自己的任何尺度之外抵达我们的认知,并且不受任何先验条件的制约。如果将事件简化为一种物质的属性或性质,便从根本上排除了将主体定义为发生某种事情的人的可能。罗马诺援引列维纳斯的论述,指出主体是一种无止境的后退的力量、一种总是发现自己落后于发生于自己身上的事情的能力,它无法服从于也不能被简化为一种降级的存在状态。因此,事件的基本意义(即内心世界的事实)只能出现在一个这样的“主体”身上:这个“主体”能理解它,它发生在我身上而不可替代,从而使我从事件本身已产生的重新配置的可能性中开始理解我自己。也就是说,我在自己的冒险中为自己创造历史,通过对事件的不可替代的经历,来面对和联系自己。这不是指主体与客体面对对方的理论知识形式,而是从自我到自我的经历与过程,其由不可比喻的结构变化引起,通过一次经历来宣扬自己是自己。只有从非个人的出生事件开始,这一事件才通过冒险从一头到另一头展开,这只有依托现象学思维才能接触到。正是这种对我的可能性的重新配置,赋予了我理解自己的不同能力。这其实很接近法国学者马里翁同样建基于现象学观念的事件论。罗马诺总结道,人类冒险的开放性从而是暂时的。

 罗马诺最后提醒人们,事件解释学是一种时间性的解释学。我们解释的首要问题,乃是“发生了什么”。时间不是作为一个简单的属性“添加”到事件中的东西。相反,一个事件只能在时间上发生,它本质上是时间。正因为如此,我们需要掌握时间本身的事件意义。出版于 2014 年的《事件与时间》接续了这一主题。

 在这部著作开首,罗马诺援引了瓦莱里对时间的质疑。瓦莱里的问题是,时间如何作为一种现象而存在?它能被从历史中分离与独立出来吗?顺着这一质疑,罗马诺指出,时间的问题无法以永恒的方式提出,因为首先需要切实解决组成“时间”这个概念的统一性的问题。时间首先是作为现象的一系列连续解释,而无法被给予或立即显现。事情的吊诡在于,没有任何现象能承受概念分析的重量。解释学唯有作为现象学展开,才能成为哲学。现象学描述的要义在于从自身开始,将作为前提的出发点同样保持在现象视阈内。由此摆在罗马诺面前的两个相关问题便是:第一,是否存在着将时间整合为一个整体的可能,以至于人们可以以某种普遍的方式称之为“时间形而上学”?如果是的话,这种形而上学究竟是由什么组成的?与之相应,第二,如何理解从奥古斯丁到胡塞尔与海德格尔,时间都从根本上被理解为一种主观现象?其主体性如何解释?是必要的吗?时间的哪些显著特征赋予它权利与正当性?在现象学层面上有没有可能赋予它充分理由呢?这种对于主体以外的时间的解释,必须满足什么标准呢?这些问题构成了事件的时间性问题。

 导致这些问题成为问题的一个起点是亚里士多德。按理,时间只有把自己构成与现在相同的基础,才是真实的,但对亚里士多德来说,这种基础并不存在,现在本身并不是内在于时间的,相反它却使得事物按照尚待描述的方式,在时间上转换。这意味着,亚氏对时间的理解,是一种禁止将时间现象减少至“过去”以变成内在时间的理解。但如果海德格尔对这一点的发现仍不足以把握时间形而上学的原创性和确定其基本特征的话,那么,所有这些尝试都必须面对的一个普遍问题就是,如何将时间现象与内时间意识真正结合起来。

 罗马诺进而分析道,时间本身实际上是通过多重性被“看见”的,这里的问题是,在每一种情况下,都是“时间改变了其描述”,或者说“时间性谓词发生了变化”。例如说某人“来”,称“现在”与“过去”,从现象上说首先应呈现为“来”,然后出现为“现在”,继而出现为“过去”,人们根据这些变化的时间谓词的顺序,才确定发生了变化。但时间本身并不就这样变化,时态谓词的交替,必然影响变化的内在时态,时间本身意味着人们可以把时间想象成一种变化,为了被描述,反过来又需要时态谓词的交替:描述将不可避免地成为无限的回归。因为假如认为时间是一种变化,那么就有必要再假设一个正在操作变化的时间,也就是说,时间将无限展开,而陷入一种必然无限回归的悖论。我们无法在描述时间的同时不把它想象成时间,想象成某种暂时的东西,客观上保持了时间与变化的差异,也即拒绝根据内在时间性(inner-temporality)来理解时间的每一种可能性。罗马诺认为,自巴门尼德以来各家关于时间哲学的解析尝试,总体上都未能挣脱这个矛盾。既然时间本身就是一种流动,那么探究什么使它成为一种永久的、不变的结构,便成为事件思想研究所必须面对的棘手问题。罗马诺指出,事物本身的变化是头脑中固有的一种变化,即期望变化为注意,注意变化为记忆等。从内在时间的角度分析时间,试图解开时间和主观性之间的联系,并不意味着回到纯粹“客观”的事件。这项事业更为根本地要求对支配人类主体性理解的前提提出质疑,以便对它们进行检验。罗马诺感到,在这个意义上的“主体”仍然困扰着胡塞尔的先验自我范畴,很大程度上也困扰着海德格尔的“存在”。他认为应当沿此深入发动“视界的改变”,从对时间形而上学的分析入手,最终使时间本身的解释成为可能,这可以并必须通过“以事件为中心的现象学”(a phenomenology centered on the event)来完成。时间性分析遂构成了对事件解释学的重新审视与深化。

 对事件进行时间性分析,势必要深入追索事件涉及的主客体关系。事件消弭了主客界限而融两者于一身,这是怎样在时间中做到的呢?马苏米的事件思想接续了这个关键的主题。

 四 、 时 间 性 的 主 客 观 织 体

 当代加拿大著名政治哲学家布莱恩·马苏米(Brian Massumi,1967— ),1987 年获美国耶鲁大学法国文学博士学位,又完成了斯坦福大学博士后工作,目前任教于加拿大蒙特利尔大学通讯科学系。其研究广涉艺术、建筑、政治理论、文化与哲学诸领域,是晚近正愈来愈产生出世界性影响的情动(情感)理论(affect theory)的提出者。他对事件思想的论述,主要集中在出版于 2011 年的《相似与事件:行动主义哲学与当下艺术》一书中。这部著作吸收了怀特海的过程哲学、威廉·詹姆斯的“彻底的经验主义”思想以及德勒兹与瓜塔里有关虚拟化的学说,详细地探讨了构成事件的主客观因素及其关系,为事件的时间性提供了关键的证明,从而推导出了事件的基本性质。

 与罗马诺一样,马苏米也认为,有关发生了什么事的真相,应尽可能让观察者离开,而去到它中间。这是哲学思考必须开始的地方。因为在所有的直接性中,赤裸裸的活动体验,是指事件或变化的事实。开始思考生活,就必须以一种不可移去的积极的生活意识,从生活的中间开始。普遍活动转折为即将到来的事件的独特性(singularity),后者有一道弧线,通过自己的相位到达自己的高潮:一种动态的统一。世界的普遍感觉由此也构成了经验发生的直接维度,后者具有过程的双重即时性:

 第一个维度是事件发生的关系维度(relational dimension),这一体验刚刚开始在它自己即将到来的活动中活跃起来。它是直接参与一个比其自身更大的活动世界方面的活动……第二个维度——来自裸露活动的体验本身就是事件发生的定性维度(qualitative dimension):它的真实性。这一点作为事件的直接享受,它以它所做的方式将自己保持在一起,这不能不让人感觉到……事件的质的维度在于如何发生、共同感觉、在它现在展开的直接性。如何—现在(How-now)。事件的质的如何—现在是它参与其本身的感觉。这是一种正在展开的自我关系的感觉。如果说这种“自我享受”(self-enjoyment)是由事件本身形成的一种反映形式,它不仅仅是从事件中解脱出来,它是它发生的一个重要因素。正是因为一个事件以这种神秘而直接的方式享受着它自己,它才能自始至终。也正是因为它跟随着它自己,它才被认为是自我创造。

 这里论及的事件的两个维度,明显分别侧重于主体与客体,但又处处消弭着两者的隔阂,乃是吸收了怀特海与威廉·詹姆斯的思想的结果。前者的过程哲学关注事件的双重性,认为事件对主客体性兼而有之。后者的活动主义哲学——“彻底经验主义”——受到同样的双重性影响,其基本原则是,所经历的一切在某种程度上都是真实的,真实的一切在某种程度上又都是有经验的。连接关系和析取关系都涉及变化。对于彻底的经验主义来说,它们都是真实的,而且是即时的经验。析取关系被认为是一种自我距离,它来自参与准混沌的初始条件,是世界上活动的一般条件。连接关系则被认为是一种趋势与奋斗。把析取关系与连接关系对立起来是人为的处理。每一个经验的经历都涉及两者。马苏米认为,由此而来的连续性与不连续性,构成着绝对协调的即时感觉,那是一种不停感觉到新奇、和谐的持续感觉。这样,在行动主义哲学(Activist philosophy)的中心,关系定性的双重性实为一种差异而非二分法。

 马苏米指出,行动主义哲学对发生的强调,使其成为一种基本的非客体哲学。“这意味着物体的真实性并没有耗尽真实的范围。世界的真实性超过了物体的真实性,原因很简单,物体在哪里,也就有它们的存在。而在已经成为的地方,已经有更多的未来。一个物体的存在是从它的形成中抽象出来的。世界不是一个东西的大袋子。”另一方面,“行动主义哲学也不是主观主义哲学。它不预设一个主题,只预设正在进行的‘某事’。从事件活动而不是主体的地位开始,行动主义哲学从根本上说是一种非认知哲学。认知主义的研究方法不是询问主体在做什么,而是询问主体对世界能了解什么,好像主体并不是已经在世界中出现,而是以一种反思性的方式看待世界,这是哲学工作要克服的。认知主义范式把主体等同于认识者,把客体等同于已知者”。对马苏米来说,行动主义哲学并不否认主客观过程中存在着两重性,它接受两者的现实并肯定它们,但从事件的角度重新解释它们,将它们理解为在事件之间的传递以及连续的收获,“这使主客观问题成为一个时间问题(a question of time),牵涉多个事件。解决主体与客体的问题,成为发展行动主义哲学对多样性与时间性问题的一种方式,这是一个行动主义哲学强调变革的中心概念”。而作为变化过程的这两方面,行动主义哲学对主观与客观的反应方式,意味着过程表现出形成的两面性,那形成了分离/析取与连接/连续的兼容过程。这里的关键问题是,主观性何以能与事件的客观性融为一体?

 马苏米尤其强调对事件的主观性一面的正确理解。主观经验唯有不断处在一种基于前后发展阶段相连续的自我创造过程中,才能成为它自己,即获得自己的客观性,并由此从整体上展开“体验的客观性”。因为按马苏米,“刚刚出现的经验是纯粹的,在非常具体的意义上,它是‘实际上是主观和客观的’行动主义哲学相对于主体与客体的概

 念以及它们通常嵌入的认知范式的影响”,其“关键在于它是出于尊重生产过程中丰富的经验而作出的。在这方面,特别重要的是不要把‘纯粹’的经验等同于‘原始’的经验”。后者作为一个过于快的判决,实际上没有获得对世界的复杂性的直接感知,因为它关注的是因果性、相似性、分类、联想与象征等意图因素的介入。感知世界需要伴随赤裸裸的主动经验,感受到进入下一个事件的方式。高潮即前一经验之所以成为自己的饱和点,它必须同时进入下一个经验,才在避免消亡中获得了连续的生命。行动主义哲学拒绝承认主客体存在着根本分歧,也不接受它们的等级制度,它提出了自己的两重性:关系/参与和定性/创造性自我享受。

 五 、 关 系 /参 与 和 定 性 /创 造 :

 事 件 对 审 美 政 治 的 展 开

 马苏米提出了一个独特的事件模式。他认为,过程的关系/参与(relational/participative)方面可以被称为政治,定性的/创造性的自我享受(qualitative/creatively-self-enjoying)方面则可以被称作审美。这两方面不是矛盾对立的。因为在马苏米看来,思辨的语用情形,与如何在一个独特性变位中确定潜在的形状有关,过程中的差异性,最终表现为共同构成的力量。这个游戏总是具有推测性的。由此,过程的到来在某种程度上是个开放的问题,直至“最终表征”在其达到高潮时。在这一过程中它在猜测未来会是何种样子,这种猜测完全是活跃的。经验就这样最终到达目的地。因此:

 我们称之为“做政治”的实践,和我们称之为“做艺术”的实践,都是整体的审美政治(aesthetico-political),每一个审美政治活动都是整体的思辨性语用。

 马苏米称这种“审美政治”为“过程的政治性”(the politicality of process),一个过程的政治性,是它为自我创造的后继者效应所传递的潜在方式。一个经验的时刻决定自己留下的活动痕迹,为下一种实践提供了有利的条件,使之产生自己继任者自我享受的新颖性,换言之,经验能调节自己并形成超越自身的倾向,走向其他事件。由于基本的明晰性与独特性就来自事件自身,所以没有一个事件能以基本上预先定义它的方式来展开自己,它只能建设性地形成潜能并包含于其自身构成中。这种状态不以主观性面目出现。马苏米借鉴皮尔士与德勒兹的相关理论,尤其是德勒兹的虚拟化(virtual)理论。德勒兹认为事件具有现实化(actualization)与反现实化(counter-actualization)的双重结构,前者是事件现实化的当下时刻,在当下时刻,事件在事态中显现出来,我们对事件过去与未来的评价,唯有基于当下时刻的事件的显现方可作出。后者是事件的反现实化的过去与未来,在这种情况下,事件的过去与未来避开了当下,呈现出一种飘移的状态而生成着当下。正是在虚拟对现实的生成中,“生成、事件性和逃逸线绝非与历史对立,或逃离世界,它们是世界内部之运动或变化的条件”。马苏米强调虚拟世界不能被理解为潜在的“空间”,毕竟它是事件潜在的成分,无法被视为独立的、沦为一个推测性实用概念的领域。虚拟化不是一个理想主义的概念。它不与现实主义背道而驰。他指出,德勒兹的“虚拟化” (virtual)对应于怀特海的“纯粹潜能” (pure potential),后者将“进入”作为经验的契机,作为一种个体发生的力量,在动态的、确定的经验形式(即事件的“融合”)中合作,其潜在的进入活动是“激励”(energizing)。虚拟化或纯粹潜能的概念的作用之一,是使惊奇成为一种普遍的、构成世界的力量。“惊奇”作为一种构成力的普遍性,使“现实化”的过程经历了一种存在的戏剧性变化。事件的动态形式是感知的,与其说在视觉中产生,不如说是“活的抽象”(lived abstraction):一个有效的虚拟视觉的形状的事件。对事件的活的抽象是一种以线的非连续形状对正发生变化的情感的感知,是对事件的直接感知。

 从这个意义上看,马苏米认为虚拟的问题与感官的抽象构成问题不可分割。基于此,他探讨了虚拟化问题,指出它作为一种思考生存技术的方式,在共同构成存在的力量中重组了感觉,在重构感觉时,通过行为捕捉到虚拟的过度现实,在抽象中感受到我们的活的生活。这就产生了新奇的审美政治。这里的关键是始终保持虚拟作为每个事件发生的一致维度,避免将它看成现实与理想的二分后果,而视之为一种创造性的差异、一个本质上内在于每一种经验的成分,每一个经验由此都是一个活生生的抽象的时刻。鉴于虚拟化的这种在事件中将主体与客体、现实与理想集于一身的综合性,马苏米强调,与任何形而上学一样,行动主义哲学许多时候必然要与悖论打交道,这是哲学思维形成的关键与极限时刻。悖论的极限体验成为哲学自我创造的动力。它是思维过程的自我调节而非逻辑上的矛盾,因为它已被积极地转化为创造性的因素,并同时内在于这个创造过程。虚拟的悖论可以表述为:从来不是真实的,但总是以某种方式在真实地行动。这与定性的/创造性的自我享受所带出的即时自我反省的悖论,乃是完全一致的。

 吸收了西蒙顿的有关思想,马苏米在这里反复申明,额外的效果并不作为“原因”与事件联系在一起,却产生出它自己的“纯粹个性”(sheer individuality)。在事件的概念中,条件元素的差异状态与它们的纯粹发生的动态统一,作为一种“小绝对”(little absolute)是联系在一起的,它被不同的人所制约,又是个人的绝对自我创造。这样,行动主义哲学意义上的关系不是通常所说的交互或互动,无法用关系的一般定义去描述它。它是一种“非关联关系”(relation-of-nonrelation)、一种动态统一的悖论。通过对怀特海过程哲学的进一步扬弃,马苏米指出,如果我们把这种非关系的概念应用到经验之间发生的事情,就会把经验当作差异来看待。结果是,经验的场合不能说是真正地互相连接。它们可以说是聚在一起的,因为它们被相互包围在了一个更为包容的变化事件中,而这个变化事件以自身的额外存在的动态形式表达了它们的差异。这意味着不同经验之间的关系,是纯粹的创造层面上的效果,它有效地表达了经验事件的纯粹个性之间的不可分割的差异,而使之具备绝对性。这就保留了新颖性的出现,而确保了活动的原则。马苏米相信,这对于一种以生命形式的自主创造性为取向的“审美政治活动主义哲学”(aesthetico-political activist philosophy)来说,具有明显的优势。

 站在马苏米的角度看,经验总是创造出来的。每一种感知都是一种创造性的活动,最终发生在一个变化的事件中。感知是它自己的事件。它的“内容”是一种动态的形式,即它的到来。感知的发明本质上就是它自己。这是自我创造。它所对应、反映或者说代表的“外部”没有任何东西。所有知觉都是内在的——动物生命进入它自身的身体环境中。当我们看到一个“物体”“在外面”时,我们看到的是我们自己生命的消逝的表象,是它自身发生的内在因素。如果我们有鉴于对象懒散地呈现在变化的过程中,而只专注于其庞大性,我们就生活在抽象世界中,从根本上成为了惯性的产物,因为我们习惯性地诱惑自己把事物称为与生活相反的东西,或者我们喜欢将其视为具体而非抽象的东西,这是哲学的祸根所在。活生生的抽象表达了自然的互动方式。马苏米总结道,归根结底,“思辨实用主义”(speculative pragmatism)这一行动主义哲学的思维属于自然,其审美政治性构成了一种自然哲学,表现出来的艺术是“自然政治”(politics of nature)。值得着重思考的是,审美与政治在事件中如何以活的抽象方式兼容?

 在一般理解中,审美与政治似乎总是对立的,马苏米凭什么指认事件统一了两者、成为审美政治呢?他曾借用怀特海的话,告诉人们事件的哲学是一种内在的“纯粹感觉批判”(critique of pure feeling)。这种感觉之所以“纯粹”,是由于它无需任何主体在事件本身的一元发生的动态形式之外,情感使它做到这一点:

 一个单一的生命力影响的多重性被包裹在事件的情感调性(affective tonality)中。情感调性是事件的表现包络。根据存在的技巧,它属于某个表达的泛型区域。生命力的奇异性影响着调节每个事件的一般音调,给它一种奇异的一般感觉,但这种调节被设计成保持在事件包络线的参数范围内。积极地说,这意味着活力影响在事件中产生共鸣,确保一定的强度。

 “情感调性”的提出,为审美与政治在事件中的有机统一提供了基础。马苏米认为,正是情感确保着审美与政治不再分裂:

 人类的情感是重新获得生活抽象的皇家之路。它包括将“在同一事件中异乎寻常地将聚集在一起”的生命力强度转换为可重新计算、可编码或可形式化的内容。正是活力的过度影响(overabundance of the vitality affects)为这一点打开了道路。它们的多样性相互包含在整体感觉中。他们的独异性融入了对事件的一般性思维感受。在这一层次上,人们只能模糊地感觉到它们的多样性。正是这种对生活强度过大的模糊感知,转化为情感。

 这里体现出了马苏米的独特推论。按常理,生活是具体的、审美的,为什么说它是一种活的抽象呢?马苏米解释道,在生活中发生的情感,不可避免地伴随着“活力的过度影响”,它一方面形成模糊的情感感知,另一方面又总是由于对过度的意识,而同时展开着把“生命力强度转换为可重新计算、可编码或可形式化的内容”的过程,这一过程即马苏米所说的政治。编码与解码是语言论的思路,是对深层结构的祛魅,也是话语权力得以形成与揭示的依据,从这点看,马苏米以之为政治的落脚点、将政治与审美统一起来是言之成理的。从他补充表示应当同时提防“审美事件价值被政治形态所俘获,转化为政治威望价值”,可以感到他对政治是作了自觉区分的,他所说的审美政治并非外部现成意义上的(意识形态)政治,这也是“活的抽象”一语的含义所在:审美是活的,相对而言基于编码的政治则是抽象的。他进一步申说道:“这正是艺术以自己的方式成为政治的原因„„审美政治是一种探索性的发明政治,它不受外部定局的约束,不受外部定局的支配。正是它的悬念赋予了它这种自由。最可利用的潜力,已经得到了最令人欣慰的体现、良好的安置和有效的制度化,这些潜力的暂停为更多的潜力提供了一个机会。审美政治是‘自主’的,因为它有自己的动力,不受制于外部的定局。它根据自己的内在倾向引导自己。它以它出现的动态形式创造自己的动力。明确界定自己为政治性而不主张艺术标签的实践可以被定性为审美政治,只要它们同样努力引导广泛而深远的事件价值,使其真正、有倾向地出现在当前的情况下。”很清楚,在这里,事件的价值就来自审美政治的引导,它统一了审美与政治。

 至此,马苏米总结道:“独异性(singularity)指这个事件的‘恰到好处’(just so)。”何谓“恰到好处”?从上述理路中可以清晰看到,将“活力的过度影响”带出的“生命力强度转换为可重新计算、可编码或可形式化的内容”,

 使之不再过度,显然就是“恰到好处”。所以,事件的独异性,与其审美政治的实质是一致的。马苏米认为具备了独异性的事件仍具有一般性(genericness),一般性不同于客观同一性(objective identity),一个事件的一般性,是从它第一次发生起就具有,它包含了曾经的抚慰以及更多的可能到来的因素,“更多”是对所发生的事情的感觉的一部分。换言之,它是一种处于动态变化中的相对稳定性。

 活的抽象及其事件后果——审美政治,在深层次上体现出马苏米思考事件问题时的思维方式。他出版于 2019 年的新著《无法预见的建筑:突发艺术论文集》,进一步接续了对这种思维方式的阐释,并围绕当代建筑艺术,对事件在统一两种看似异质的要素这一点上的身体性特征进行了探讨,可以视为其事件思想的最新进展。他吸收了德勒兹与瓜塔里在《千高原》中的相关概念,于导论中开宗明义地提出了“并行进化”(aparallel evolution)的思想,认为“有问题的重叠区域比起放置接触点来是更好的安置它的方法。彼此陌生的两个过程可以在构成两者的问题中紧密重叠,而不必以任何形式相互模仿甚至共享内容”,两者最终都将以其自身有问题的方式吸收对方并形成潜能,使重叠产生分叉,以“保持形成距离的内在艺术”。这已经是颇为透彻的表述了。马苏米由此重申,他从不根据外部标准来判断作品的美学品质或社会/政治价值,而重视两者之间的过渡现实,认为这种过渡现实是虚拟现实。审美政治在事件中获得统一性实现,靠的是虚拟化。这贯穿起了他在德勒兹等思想家影响下形成的基本思路。这样,审美与政治这看似长期对立的两种研究范式,在事件中便通过情感而有机统一了起来。我们不难感到这一成果的重要意义。沿此以进,文论从马苏米的上述论证中将能受惠之处,可以得到充分的估计。例如英国学者查尔斯·加洛安明确吸收马苏米有关“事件即审美政治”的思想,认为审美性地出现在教学事件中的东西,使富于差异化的观察与思考变作了成为他人的政治(a politics of becoming-other),而有别于学校的鲜明代表性政治(the overt representational politics of schooling),由此赋予了现代审美教育不可或缺的政治维度。

免责声明: 文章来源于互联网,其原创性以及文中陈述文字和内容未经本站证实,对本文以及其中全部或者部分内容、文字的真实性、完整性、及时性本站不作任何保证或承诺,请读者仅作参考,并请自行核实相关内容。如有文章无意中侵犯您的权益,请联系我们予以更正。
相关文章
相关图文
关于我们
网站地图
免责声明